大接访是对法律的嘲弄和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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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18日9时，广州市流花展览中心，广州四套班子首次齐接访。这是继两年前6月26日，三级行政首长大接访之后，又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体接访。带铺盖通宵排队，跪求，拱手喊青天，上访人的热情和人数较两年前并无二致。据初步统计，本次接访活动全市市、区两级领导共接待来访群众3978人次。

南方都市报报道，接访至下午近两点后，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广宁召集各相关部门开会：件件个案都请市长过目，请局长亲自督办！不要随便说不！踢皮球的人可能面临问责！

看了广州大接访的连续报道，着实被青天大老爷们体惜民情的壮举感动了一回。感动之余，不禁思忖：这么多的冤屈民情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法律干什么去了？青天们把法律晾在一边亲自上阵解决问题，那我们的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用权力来突击处理很多属于法律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到底应当以法律为准绳还是应当以权力为准绳？如果万一官员的裁决满足了民意而违反了法律，他们会负法律的责任吗？从民到官都只相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我们如何可以去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中国的信访制度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一种嘲弄。若有不平事得不到处理，人们纷纷抛弃了法院，而走上了堪称艰辛的上访之路。人们宁可上访三年五年没有任何结果，也不愿意走进法庭打这场官司，这几乎成了一种社会共识。期待青天大老爷开恩明断，比任何严密繁琐均等的法律程序都要简单明了痛快得多。而我们的政府，要么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多的民事问题，要么有这个能力也不好好去处理，这就形成了堆积如山的历史积案。而有如广州市委市政府这般，全市的一把手丢下手中的活儿倾巢出动大接访，体惜民情解决问题，大义凛然地当了一回青天大老爷，感动得人们又是跪求又是拱手喊青天的，真是包丞再世，皇恩浩荡了。现场快刀斩乱麻，解决不了的都得解决，“按照包接访、包调查、包处理、包稳定的要求，一包到底，真正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过后“件件个案都请市长过目，请局长亲自督办！”，“踢皮球的人可能面临问责！”，“信访案，我们接了就要办”，真是铁板钉钉一点都不马虎。但问题是，这么多事情都由官员们包办了，我们还要法律作甚？这个过程还能看见一点法律的影子吗？法律在这么庞大的案例中能起一丁点的作用吗？看来不能。这件事情被媒体大肆炒作和宣扬，保不准被其他很多地方政府跟风和效仿。此风一长，遍地都是青天大老爷断案，我们的法官恐怕都要失业下岗了。庄严的法律被庄严的乌纱所代替，有限的法治被无限的权力所代替，司法制度和法律尊严何在？这难道不是一种亵渎吗？

再看看接访现场被当做正面典型所列举的事例吧。

接访现场二

夫妇跪求书记解决亡儿赔偿

广州市信访局局长当场承诺：我督办，下周三到款

昨天中午12点26分左右，在离张广宁的接访台尚有两米时，王瑞琛夫妇“扑通”一声，双双跪倒。他们是为儿子的赔偿金而来。近4个月前，他们15岁的儿子王伟俊在医院病逝。他是在打了甲流疫苗不久，患上脊髓炎不治身亡。

张广宁曾批示全力抢救

据王瑞琛介绍，去年12月10日，15岁的儿子王伟俊在社区注射甲流疫苗，约3个星期后，双腿渐无知觉。今年1月17日，王瑞琛背儿子进院求医，这一去，王伟俊再没回家。经医院反覆诊断，确认王伟俊患上脊髓炎，病情危重，家人疑由疫苗导致。3月22日，王瑞琛的妻子李爱红打通市长热线求助，时任市长的张广宁当场要求相关部门全力抢救。

医院曾组织专家会诊，并为病人开设绿色通道抢救。但6月29日下午，王伟俊还是停止了呼吸。

为给儿子治病，家庭月收入2000多元的王瑞琛夫妇，已借外债10多万元。据王瑞琛介绍，他们已接受节育手术，没可能再要小孩。

5月7日，经省市医院专家会诊，鉴定结果认为伟俊病情是因接种疫苗后引起的异常反应导致。王瑞琛夫妇就伟俊的去世，曾同卫生部门、街道办就赔偿问题多次协商。8月24日，越秀区卫生局向家属出具补偿的初步方案，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等共赔偿832837.72元，其中政府预支的医疗费41万元需王瑞琛承担。王瑞琛认为预支的医疗费不应由自己承担，卫生部门应一次性赔付87万元。

王瑞琛认为，扣除41万元医疗费，拿到手的赔偿只有30多万。孩子的生命是疫苗夺走的，如果能选择，他不要钱，他要他的儿子活过来。

张广宁听完王瑞琛的讲述后，当即让工作人员叫来了越秀区副区长。据这名副区长介绍，赔偿现已谈妥，越秀区答应按王瑞琛的要求一次性赔偿87万元，政府预支的医疗费由区卫生部门承担。

这个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法律案件。王瑞琛的儿子在政府开的医院因注射疫苗异常反应死亡，理应得到必要的赔偿。但赔偿多少，怎样赔偿，由谁赔偿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应借助法律做出一个明确的公正判决。但这件事始终都没有和法律发生任何关系。在赔偿者和受偿者之间，原本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在这次接访中，这些分歧立即变成了完全满足上访者的要求，并从国库里拿出了这笔钱。一个区的副区长，居然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现场决定这笔赔偿款由区政府即国家财政承担，痛快地做了一次“国家赔偿”。至于赔偿之后是否应当继续追溯疫苗生产厂家的责任，以及追责使用这些疫苗的医院和医生，把人民钱袋子里的钱要回来，却连一句下文都没有。原来青天大老爷们就是如此这般断案的！人民的公帑就这么简单地赔了出去，有人想过这个过程和结果都明显违法吗？有人站出来主张对此行为进行法律追究吗？都没有！

中国遍地都是法院，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政府的职责是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却把大量的资源用来对付上访人潮，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树立法律尊严的必要性，而是频频依附民意，做出这种夸张接访的大动作来，给社会发出扭曲和错误的信号。中国离法治社会有多远？回答是很远很远而且越来越远。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农耕社会，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国民意识和观念的变革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自在情理之中。我们政府的责任就在于大力推进法制建设，健全法制和维护法律的尊严，并向社会大力推广普及法律意识，使国民观念跟上社会改革的步伐。如果连政府都视法律如无物，以自身的行为践踏和亵渎法律，中国如何可以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我们的社会事务经济活动如何可以在法律的框架里运行？

且慢对广州大接访发出赞叹和欢呼声，这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该是深刻检讨一下法律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我们延续多年的上访制度的时候了。

美国的人才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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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才和社会

徐 贲

一个社会中的拔举什么人才，如何拔举人才，是和为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拔举人才分不开的。不同的社会会把不同的个人德行、才能、素质确定为“优秀”的标准，并以此拔举不同的人才。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拔举什么样的人才，而什么样的人才则又会帮助再生什么样的社会。

1813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同意你的看法，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优秀者），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一个好的政府制度，“必须能有效地让优秀者担任治理的职位。……假贵族是政府治理的祸害，应该有制度规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杰弗逊是在就美国的共和政体和民主治理发表他对“人才”的看法。早在1779年，他就提出，民主共和的治理离不开有良好教育的公民，公民在选举中选拔美国的治理者，有什么样素质的公民便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人才。因此，他在维吉尼亚州议会中提出了“更广泛传播知识”的提案，建议通过对所有的儿童进行普及教育，实现消除公民政治不平等的目标。提案内容包括为所有儿童免费提供3年小学教育，以公共奖学金的方式让优秀的贫困学生上中学和大学，成为未来的美国人才。

并非“才德兼备“的政治人才

由公民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治理的是一个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和古典共和或专制制度的选择人才是不同的。这样选举出来的“人才”往往未必都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者”，但是他们是现代民主共和的程序治国（法治）需要的人才。他们不是柏拉图在古典共和理想中提出的那种绝对英明伟大的“圣才”（哲学家国王）。圣才领袖是人治政治的最高人才理想，他德才兼备，高瞻远瞩、无比英明，只有他才具备选拔政府人才的能力和权威，他选拔出来的人才一级一级地选拔其他的人才，以此建立一个以吏为师的社会制度。这种理想型的人才治理模式稍有偏差，便会变质沦落为专制，因此至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在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中，国家治理的人才是自下而上地由那些自己也许并不德才兼备的普通公民挑选出来的。有人嘲笑美国民主太迁就低水准的普通选民，他们的选择标准“太不靠谱”，说变就变，就像这次中期选举中，不过两年的时间，就不再把奥巴马当作实现变革要求的人才。

的确，除了一些基本的习俗道德素质，如诚实、虔诚、宽容、尊重他人，美国人挑选政治代表时并没有太高的“道德”要求。至于“才能”，选民们要求政治人物做到的，无非也就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在有限的任职期间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连经验和资历也都是次要的。这次中期选举中，许多选民因为不满现状，把选票专门投给政治新手，偏偏叫那些有经验有资历的下台，便是眼前的例子。

这样的政治代表选择机制，自然不一定能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人才。其实，美国选民并不想作茧自缚地推举、拥戴一些无比圣明的领导者，再由他们随意把自己强迫改造成另外一种新的“人民”。美国选民只不过是要挑选出一些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暂时服务人员，做得好就继续暂时做下去，做不好就请他下台。

不能代表选民利益的政治人物，再如何德才兼备，都不是选民心目中的“人才”。就选拔政治人才而言，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只是比较安全的制度。选举不一定能够拔举优贤，但至少可以作为多数人参与政事，遏制暴政，预防专制的有效方式。选举虽然可能一时选出无良不才的人物，但那总比受害于永久的独裁政治要可以忍受一些，再说，无论前一次选择有多么失败，下一次总还有纠正过来的可能。民主政治的选才是以自由、公平、公开的竞争为条件的，也是为帮助维护和再生民主生活秩序为目的的。

民主社会的科技人才

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但是，现在美国的许多科技人才却是来自外国，每年引进的人才超过20万人，而美国自己的教育机构只 能满足高科技人才需求的三分之一。信力建在《美国怎样留住人才》中指出，美国能吸引外国的科技人才，是因为有优厚的待遇。在美国，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可以是在发展中国家 的几十倍，他们的收入包括美国公司普遍设有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包括：奖金、利润分成、收益分成等。而且，美国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再加上比较成熟的住房市场，可确保移民美国者生活无忧。这种安定的生活对许多科技移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 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但由于市场完善，人才供求的双方能够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吸引、整合、推进之下，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进行双向选择，实现人才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最佳组合，使各类人才总体朝着自身贡献最大增值的方向流动。

除了待遇，美国安定的生活秩序和公正的社会竞争环境是吸引外国科技人才的主要原因，而提供和保障这种秩序和环境的，则是美国基本的民主法治制度。必须看到，外国科技人才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而未必是它的主要维持者。很多科技人士不过是经济移民，在政治上并不一定认同民主制度，更有出于狭隘文化民族主义，为母国专制和不民主政体当辩护人的。

美国的人才培养，包括科技人才培养，是在美国的民主教育制度中实现的，并不仅仅依靠外来的人才输入。教育是社会的职能，学校是特殊环境。教育本质上是社会的职能，并不是学校固有的职能。在培养人才上，美国学校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提供一种“简易的基本的社会环境”；第二，把社会环境加以理想化，排除掉无价值的因素，以使它成为“改良行为的媒介”；第三，创造一个更全面、更好、更平衡(人人都有机会)的环境，以便青少年不受其狭隘环境的限制。

现实中的美国教育未必能做得很好，但是，学校培养的，被社会认可的人才，都不能脱离这三点去理解。这从美国中小学的公民教育，美国大学的招生标准（特别强调为社会服务的课外活动和领导能力）和人文教育（特别强调自由个体的独立思想和价值判断）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文科人才（法律、新闻、传媒、文化、人文学科）也因此更具有鲜明的美国民主特色。

正如杜威所说，民主主义是一种联合生活的形式。教育是起到的是民主生活”的职能。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里，教育方法、内容、精神彼此不尽相同。对民主社会可以提出两个衡量生活价值的标准：第一，一个群体的利益，使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到什么程度；第二，这团体与其它各团体的相互影响，能否圆满，能否自由。以此标准，专制国家是不好的群体，因为那里很少有公共利益，社会分子之间没有自由的相互影响，有一些人成为主人、特权阶级，而其他人则成为什么都不是的P民。此外，有些党派如果只追求一群人的利益，把其他群体排除在外，就是反社会的。科技的发展不是它本身的目的，科技可以帮助提升民主生活的品质，也可以加强和维护专制制度。贡献于这两种目的的科技“才能”是不同性质的，从18世纪富兰克林以“公共精神”主张开办注重实业知识的“学院”（academy）开始，美国的教育传统就一直没有忽视过这一区别。

成功人士未必都是人才

在美国，勤劳致富是“成功”的标志，美国人以前自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优者胜出”择优机制，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但美国梦对许多美国人并不灵验，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优者胜出”的实效性发生了怀疑。

“优者胜出”或者“胜出者必为优者”，这样看待个人才能与成功关系，便是“优者成功论”（meritocracy）。 在美国，“优者成功”不是一种制度，也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种与“公正”有关的社会理念。许多有识之士对它保持一种虽不蔑视但却怀疑的态度，他们看到现实中许多非优秀者成功的事例，但却并不轻易放弃这个社会公正的理想。200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优者成功的神话》的书，2009年又接着再版，便是这种态度的一个代表。

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最受瞩目的“成功”指标便是“有钱”，有钱的人总是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是因个人优秀才成为事业成功人士的。《优者成功的神话》要戳穿的正是这个纸糊的假象。许多有钱人确实很有“才能”：聪明、能干、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但是，他们的成功，真的全然是因为有才能，所以得到命运的特别奖励吗？有研究发现，聪明、能干（“高智商”）在事业成功中最多只起到10%的作用，而最努力工作、吃苦耐劳的恰恰是那些从事很低酬劳的工作者。如果考虑到“有钱”可以指“收入”和“财富”这两种不同情况，那么拥有财富的“有钱”便更少跟个人的“优秀才能”有直接关系。

在缺乏分配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不具有“优秀才能”的人照样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这是因为这样的制度环境奖励另外一些与优秀无关的，甚至背道而驰的“才能”：拉后台、找关系、内线交易、贿赂权力、偷税漏税、弄虚作假。幸好这些情况在美国并不多见。一个社会里，越是有可能凭借非优秀才能成为成功人士，优秀才能就越有可能被轻视、冷落，无从施展。这样便会形成“社会上升的非优秀障碍”（ 越是坏人越能事业发达）和“阶层固化”（不管多么优秀，穷人就只能是穷人，无论多么平庸，有背景总能亨通发达）。

在美国，关注才能和成功问题，成为一种旨在提升社会正义的价值探索：什么是一个好社会需要的优秀才能？社会应该如何认可优秀才能？如何不堵塞优秀才能的社会上升通道？如何辨认并遏制那些对社会道德有毒化作用的才能？关注人才问题，不是要找到某种成发财致富的“成功配方”，目前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就是这种“成功配方”故事。关注人才问题，是为了看到，有什么样的群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也就有什么样的群体。如果一个群体总是特别奖励一些“才能”(弄虚作假、拍马逢迎、谄媚权力),而冷落另一些才能(诚实无欺、理性思考、独立判断),那么他们就是在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在向世界宣告他们生活的是怎样一个社会。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某国特色的社会,但却未必是一个在国际社会受他人尊敬和羡慕的社会。

越南正以怜悯的目光看着中国人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8316

我们都有心理伤痕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7586_17961.html

听话的孩子可能会更危险

http://www.xywy.com/baby/youer/qinggan/20090630_501197.html

恩典之路的伴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8larzVQmVE&feature=related

刘少奇如何从延安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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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毛泽东是在延安最后确定了他拥有真正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话，那延安就是刘少奇崛起的真正起点——换言之，是在延安，刘少奇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

长征途中刘少奇分别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很高。到达陕北后，1936年，刘少奇来到天津，于次年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后来赖以发展的班底开始逐步形成，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杨献珍、林枫、刘宁一、赵林、强晓初等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死难。新四军彻底成为毛泽东的掌中之物。1941年1月20日，刘少奇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央华中局（合并后的中原局、东南局）书记，成为毛泽东在南中国的唯一代表人，地位第一次超过了早在六届一中全会之前就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

不过，他的真正崛起还是在1942年回到延安之后。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得到毛泽东的亲切迎接，据组织这次迎接活动的杨尚昆回忆，可谓是倾巢出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列队欢迎这位胜利者归来，这是刘少奇一生最为荣宠的时候，1942年12月31日，专门为他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发表盛赞刘少奇的讲话，毛泽东郑重肯定了刘少奇在华中的工作是“卓越而富有成效的”，他称刘少奇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另有借重。

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 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亦即“毛主席”来历）。

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紧接着，在4月，轰轰烈烈的整 风 运动全面铺开！整风运动的实质就是彻底清洗王明的旧班底，包括打击一直很有威望的朱德、周恩来，陈毅在二月逆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说出了真相：“整风的时候，谁喊毛主席万岁最厉害？还不是刘少奇？事实证明呢？我那时候和总理一样，都是受气包、都要靠边站，结果，我们是最拥护毛主席的！往往表面上喊的最厉害的，实际最可能就是反面······”这句话后来被说成影射林副主席。陈毅还说：“整风其实就是整人，抢救运动一搞出来，死的比抢救前还多，问题严重到主席最后出来擦屁股，教训有多深刻！”这句话就是著名的反整风论，也是毛泽东后来大为光火的一句，毛泽东后来对陈毅咆哮：“你陈毅说延安整风整错了，你可以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我看，全党不答应！” 整风的矛头直接对准王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配合毛泽东的讲话，做过几次发言，总结了自从1927年以来党 内 斗争的复杂性。指出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忠实代表，并且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是刘少奇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字眼！整风运动没有文革那样猛烈，因为大家还都在一条船上，况且，摆在第一位的是全国的解放，因此，毛刘见好就收，把扩大的战果带到了1944年5.2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请记住这个重要的会议！在这次全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决议决定在全会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这个主席团来代行一切职权，直至七大召开。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温情脉脉的“修养”，使得“抢救运动”棍棒加身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屈辱和惨烈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几千年“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的现代翻版。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

据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一句话：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通观刘少奇在延安崛起过程，这话的确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