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October 2010
02 October 2010
刘少奇如何从延安崛起的
http://blog.163.com/xin_lijian/blog/static/467715702010928916387/?history
如果说，毛泽东是在延安最后确定了他拥有真正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话，那延安就是刘少奇崛起的真正起点——换言之，是在延安，刘少奇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
长征途中刘少奇分别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很高。到达陕北后，1936年，刘少奇来到天津，于次年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后来赖以发展的班底开始逐步形成，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杨献珍、林枫、刘宁一、赵林、强晓初等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死难。新四军彻底成为毛泽东的掌中之物。1941年1月20日，刘少奇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央华中局（合并后的中原局、东南局）书记，成为毛泽东在南中国的唯一代表人，地位第一次超过了早在六届一中全会之前就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
不过，他的真正崛起还是在1942年回到延安之后。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得到毛泽东的亲切迎接，据组织这次迎接活动的杨尚昆回忆，可谓是倾巢出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列队欢迎这位胜利者归来，这是刘少奇一生最为荣宠的时候，1942年12月31日，专门为他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发表盛赞刘少奇的讲话，毛泽东郑重肯定了刘少奇在华中的工作是“卓越而富有成效的”，他称刘少奇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另有借重。
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 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亦即“毛主席”来历）。
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紧接着，在4月，轰轰烈烈的整 风 运动全面铺开！整风运动的实质就是彻底清洗王明的旧班底，包括打击一直很有威望的朱德、周恩来，陈毅在二月逆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说出了真相：“整风的时候，谁喊毛主席万岁最厉害？还不是刘少奇？事实证明呢？我那时候和总理一样，都是受气包、都要靠边站，结果，我们是最拥护毛主席的！往往表面上喊的最厉害的，实际最可能就是反面······”这句话后来被说成影射林副主席。陈毅还说：“整风其实就是整人，抢救运动一搞出来，死的比抢救前还多，问题严重到主席最后出来擦屁股，教训有多深刻！”这句话就是著名的反整风论，也是毛泽东后来大为光火的一句，毛泽东后来对陈毅咆哮：“你陈毅说延安整风整错了，你可以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我看，全党不答应！” 整风的矛头直接对准王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配合毛泽东的讲话，做过几次发言，总结了自从1927年以来党 内 斗争的复杂性。指出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忠实代表，并且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是刘少奇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字眼！整风运动没有文革那样猛烈，因为大家还都在一条船上，况且，摆在第一位的是全国的解放，因此，毛刘见好就收，把扩大的战果带到了1944年5.2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请记住这个重要的会议！在这次全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决议决定在全会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这个主席团来代行一切职权，直至七大召开。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温情脉脉的“修养”，使得“抢救运动”棍棒加身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屈辱和惨烈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几千年“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的现代翻版。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
据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一句话：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通观刘少奇在延安崛起过程，这话的确有理。
如果说，毛泽东是在延安最后确定了他拥有真正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话，那延安就是刘少奇崛起的真正起点——换言之，是在延安，刘少奇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
长征途中刘少奇分别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很高。到达陕北后，1936年，刘少奇来到天津，于次年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后来赖以发展的班底开始逐步形成，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杨献珍、林枫、刘宁一、赵林、强晓初等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死难。新四军彻底成为毛泽东的掌中之物。1941年1月20日，刘少奇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央华中局（合并后的中原局、东南局）书记，成为毛泽东在南中国的唯一代表人，地位第一次超过了早在六届一中全会之前就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
不过，他的真正崛起还是在1942年回到延安之后。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得到毛泽东的亲切迎接，据组织这次迎接活动的杨尚昆回忆，可谓是倾巢出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列队欢迎这位胜利者归来，这是刘少奇一生最为荣宠的时候，1942年12月31日，专门为他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发表盛赞刘少奇的讲话，毛泽东郑重肯定了刘少奇在华中的工作是“卓越而富有成效的”，他称刘少奇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另有借重。
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 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亦即“毛主席”来历）。
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紧接着，在4月，轰轰烈烈的整 风 运动全面铺开！整风运动的实质就是彻底清洗王明的旧班底，包括打击一直很有威望的朱德、周恩来，陈毅在二月逆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说出了真相：“整风的时候，谁喊毛主席万岁最厉害？还不是刘少奇？事实证明呢？我那时候和总理一样，都是受气包、都要靠边站，结果，我们是最拥护毛主席的！往往表面上喊的最厉害的，实际最可能就是反面······”这句话后来被说成影射林副主席。陈毅还说：“整风其实就是整人，抢救运动一搞出来，死的比抢救前还多，问题严重到主席最后出来擦屁股，教训有多深刻！”这句话就是著名的反整风论，也是毛泽东后来大为光火的一句，毛泽东后来对陈毅咆哮：“你陈毅说延安整风整错了，你可以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我看，全党不答应！” 整风的矛头直接对准王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配合毛泽东的讲话，做过几次发言，总结了自从1927年以来党 内 斗争的复杂性。指出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忠实代表，并且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是刘少奇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字眼！整风运动没有文革那样猛烈，因为大家还都在一条船上，况且，摆在第一位的是全国的解放，因此，毛刘见好就收，把扩大的战果带到了1944年5.2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请记住这个重要的会议！在这次全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决议决定在全会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这个主席团来代行一切职权，直至七大召开。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温情脉脉的“修养”，使得“抢救运动”棍棒加身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屈辱和惨烈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几千年“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的现代翻版。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
据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一句话：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通观刘少奇在延安崛起过程，这话的确有理。
16 September 2010
张千帆：为什么改革会越改越糟
我对代表法没有专门的研究，而且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重要。这首先是因为人大本身不重要，虽然宪法上规定是最高国家机关，但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就是不重要，这大家都知道的。即使对人大来讲，代表法也不是最重要的法;和选举法相比，它就不如选举法重要。制约中国人大的问题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选举，一个是代表专职化，刚才建勋也说了，不过我想选举还是比专职化更基本。如果现在三千多全国人大代表，还有各省、县、乡的代表加起来一大堆都专职化，都拿国家工资，由纳税人供养，但又不是人民真正选出来的，不对当地人民负责，专职了不做事，我们要这样的“专职代表”做什么?这次大家都觉得代表法的修订退步了，其实许多问题都是老问题，譬如比如人大常委会控制人大、执政党控制整个人大……和这些根本局限相比，这次修订只算得上小小的退步。更何况法怎么说在中国本来就不是很重要，因为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实际落实又是一回事。良法得不到落实，当然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恶法得不到落实，法治落后到反而帮了我们的忙了。当然，中国的规律是良法很难落实，恶法倒往往实施起来尤其得力。不管怎么说，目前的倒退对于我们的现状来说算不是根本性的。
但我仍然感觉它是一个标志，它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不祥的信号。改革三十年，中国变化真快，快得超过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一瞬间就能完成了，但有时候还没意识过来它就已经变了。我感觉，中国改革到了而立之年前后，也就是08-09年的时候，全国大部分人还是认同改革的，似乎改革总是会越改越好。当然，总会有“愤青”、毛左否定改革，我是指但凡有脑子的人、不否定历史的人总还是赞成改革的。但此后也就短短二三年的时间，让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想法，看到改革确实有可能越改越糟糕。近年来的司法改革是如此，代表法的修改再次正式地释放出这么一个信号：改革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已经开始走上了越改越糟的这条路。
为什么如此，我还没完全想好，这里初步总结出几点原因。一是我们已经到这个时候了，问题开始全面爆发，因为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没有跟上，会出现很多社会负面效果，从而对政府产生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群体性事件每年只会越来越多。在这个方面，中央政府会比地方政府感觉更明显，因为他看到是全局。我们看到全国的群体性冲突此起彼伏，但不少地方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出事的地方当然感觉到了危机，但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每次都是个别的。然而，这些事情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它能看到这些事件越来越多，而看不到怎么让它们消失，于是就从内部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意识，觉得自己维持这种统治越来越有挑战。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刚才有提议从法律上保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就好像当时大清立宪第一条就是要保证“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样。但那是那个年代的事，在一个“人民共和国”是行不通的。其实我们国家发生的许多悲剧都是不得不在一个民主的外衣下实行专制造成的。索性像清王朝那样让它专制倒也简单，但我们偏偏要“民主”，于是就造成许多假借民主的名义发动的权力斗争，“文革”就是这么折腾出来的。既然已经承诺了民主共和，再要维持长期执政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一些学者苦口婆心劝说执政党改革，因为这样才有利于长期执政，问题是长期执政对于执政党来说是好的，但这个“党”究竟谁呢?是总书记吗?是总理吗?是各级党政领导吗?他们还有两年就要退，长期执政对他们个人来说究竟有多大好处?执政党确实是有长期利益的，但是和国家一样，“党”也是一个虚构的实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在这个党的名义下行使权力、享受好处的党员干部，而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短期的利益。你说这么打压迟早有一天要崩溃，他早想好了：等崩溃那天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只要现在我在台上能压住就行了，所以这个道理是和他讲不通的。
第二，这种挑战主要是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心理上的，不是来自外部的，不是敢说话的人大代表越来越多，让政府感到威胁什么的，所以现在才要来限制代表活动自由。最近几年的趋势根本不是这样，恰恰是相反，负责任、敢说话的代表越来越少。我们曾经在去年和今年年初和腾讯合作组织人大代表讨论大学招生改革，就过了一年，可能是请的人不同，但是给我的印象确实完全不一样：去年还多少能讲点实质性的东西，今年来的代表讲的话根本都不能听，让我对他们完全失望了。像湖北姚立法这样活跃的独立代表都已经被在上面支持下被地方打下去了，中央不保护这些候选人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的新闻自由，地方更加有恃无恐。下面我还要讲到这种中央和地方最糟糕的联合。恰恰是因为制度化的约束不存在，因为没有一种组织化的力量去抗衡他，所以说上面还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感觉走，直接在代表法这样的立法当中体现自己的恐惧和意图。
第三，现在中央和地方已经非常迅速地形成了一种既得利益同盟。原来我想中国很大，中央还有地方各级层次很多，它们之间的利益不尽一致，这样也许可以利用各方的利益差异实现相互制约、推动良性改革。譬如省一级官员不愿改革选举制度、“革自己的命”，但也许可以推动县、乡选举;中央保证言论和新闻自由，其实是对维护长期执政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让中央及时了解各地情况。但现在看来，他们早已经意识到彼此之间的既得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其实是很小的，具体的实际统治必须通过各级地方政府。要维持地方对中央的忠诚，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放任地方官员去瞎搞、去寻租，故意留着制度上的漏洞让地方政府钻、从中得到好处，否则别人为什么要给你卖命啊?这样一来，中国就沦落到一种最糟糕的中央和地方制度安排。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大国有好处也有坏处。从美国的联邦制我们可以看到，大国成功的治理经验从根本上说有两条：一是要充分保障地方自治和地方多元化，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发挥地方的能动性、自主性、积极性;二是要让中央遏制一些不良的地方倾向，譬如地方歧视、地方保护主义或地方内部的多数人暴政。在这个时候，中央就应该介入，或者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或者是防治地方对外地人或物的歧视。这样，地方的长处都能够自由发挥出来，短处则通过中央干预而被遏制住了。
至少近几年来看，我们中国恰好相反，充分发扬了大国中央集权的弊端，而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扼杀了。中国有些地方领导还是想做事的，也尝试了不少地方创新，但是这些良性的地方自治试验反而被中央左一个文件下来、右一个文件压下来。前几年某些地方试验乡镇长直选，硬是被全国人大以“违反宪法”的名义叫停了。好的尝试被压制住，各种不好的地方措施有没有得到遏制呢?反而没有，我们看到各地违规征地拆迁、草菅人命、贪污腐败、打压记者等等胡作非为，中央则是无能、无力或索性不愿管。其实地方钻的许多空子正是中央设立的制度造成的，譬如户籍限制啊、收容遣送啊、强制拆迁啊、新闻管制啊，不都是中央设置的全国性制度吗?我们知道北京作家谢朝平写了《大迁徙》，反映三门峡水库那么多年遗留下来的移民问题，近几天被陕西警方到北京来抓去了。凭什么抓人呢?就是新闻出版审批制度，就是这么一个糟糕的制度让地方官员维护自己的腐败，还不让外界报道和评论。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事情是挺难办的，你看周边的国家，不论是日本、韩国甚至泰国、印尼，还有台湾地区，都先后转型成功了。我们从清末宪政改革开始失败至今，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不只是一个国家大、转变慢，好像质量大的物体惯性越大一样;也不只是金观涛他们以前讲的“超稳定结构”，我们的中央和地方联盟起来，阻碍改革的力量实在很强大。大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人民来说集体行动更加困难，因为国家太大了，怎么样能够让社会凝聚起来一个力量去抗衡中央和地方的联合，我想是今后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它直接决定了普通老百姓究竟能做什么。
对于这个法，刚才杜老总结得很精辟，就是有些不该删的删了，有些不该加的加进去了，尤其是关于代表的集体活动。我想开这个会的目的无非是集中力量和焦点，争取打掉那些改得真正恶劣的地方。我看大多数规定都是无关痛痒的东西，不用去管，但是制度性退步一定要尽力抵制住。
我再补充一点：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趋势，我不知道这种滑坡到底是一种系统性的，还只是暂时的，也许到十八大换届后一时会有所好转。如果是系统性的，也就是一直是越来越糟下去，那就没有办法了。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一点不奇怪的。大清那时候改革、改革，不改还好，改革之前高级官员还是满汉参半，一改反而是满族占了3/4，成了“亲贵内阁”。我们也许已经到了那个阶段，那样我们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凡是在修改法律的时候，都很可能越改越糟，而不是越改越好，因为这就是现体制运行的逻辑。既然改还不如不改，那就尽量别改。不过我还没有那么绝望和悲观，也许中国改革会是一个波浪型的，我们现在正好赶上了往下的这一波，也许过一个阶段还有往上一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把握改革的时机。在目前这个时候，既然快要换届，领导的心思也不在这个上面，就先别改了，因为只能越改越糟，不妨等以后条件成熟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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