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肚子笑疼了

http://bbs.51.ca/thread-267866-1-1.html

chinesezhou

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工作，都是放下身价干的是体力活，受尽老板的呼来换去的，不停的干活！


加拿大的老板不好当，在加拿大当老板的人也没几个是好的！个个都在怨天尤人！

为什么会来加拿大，中国比这里好多了！浪费钱来加拿大，过得是什么生活！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民主大炮

来了就是农民工.


法官

整个加拿大, 官方统计的失业率都有9%, 实际失业率应该不低于16%. 经济危机还没过去, 这么多人失业, 为什么每年还要多进几十万新移民增加失业人口?

8号

总要有人洗厕所，中不？？？

在加国旁听国会开会：感受什么是民主

http://info.51.ca/news/canada/2011/01/02/215379.shtml

加国无忧 51.CA 2011年1月2日 08:50 来源：博客中国 作者：郭老学徒

我1998年第一次去加拿大，就见到了除了总督以外的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理自由党的克雷蒂安和他的内阁成员，包括反对党保守党和魁北克党的领袖们。

倒不是我有什么政治地位，而是我旁听了一次加拿大联邦议会的会议。

在加拿大，议会开会不仅记者可以采访，任何公民都可以旁听，你只要通过你的选区议员开一张旁听证就行了。而我是中国公民，怎样得到旁听证的呢？

我抵达渥太华那天夜里，我的朋友去机场接我，恰巧遇到他的一个熟人，那是一位华裔女士，来自加拿大西部BC省，是执政的自由党议员，到首都参加议会开会。

女议员没有人接站，原来准备自己打出租车的，遇到熟人了就搭了个方便车，我们同车从机场去市区。

我是非常非常惊讶的！加拿大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执政党的要员，参加制定全国大政方针的最高级别的会议，居然没有接站的，深更半夜一个女同志居然要打出租车，也太不把领导当干粮了。办公厅都是干什么吃的！

由于惊讶也由于好奇，一路上我问个不停，问她一个华人还是女人怎么会在西方人为主的国家里当选国会议员，问她怎样竞选怎样“忽悠”选民，问她会不会兑现竞选承诺，问她在国会开会时怎样参与立法与决策。车到了她下榻的政府公寓，我还没有问够。我的朋友见我如此感兴趣，就建议我去旁听一次国会会议，女议员也欢迎我去国会大厦她的办公室访问，并答应给我们开旁听证。就这样我得到了旁听证。

加拿大国会大厦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也是一个旅游点，游人是可以进出的。但党政领导们正在开会的会议大厅则必须凭旁听证才可以进入。

进入会议厅的安全检查比较严格，类似乘坐飞机的安检。所有的物品包括照相机都不让带。

国会的会议厅与我们印象的会议厅很不一样。我们习惯了台上台下的大会堂场景，习惯了主席台和主席团的格局。习惯了领导与普通代表的区别。而加拿大的国会会议厅则完全是平起平坐的格局。图片的左侧是执政党的席位，右侧是反对党的席位，中间那个位置是议长的，他的作用仅仅是主持会议，绝对没有拍板的权力。公民的旁听席则居高临下，在大厅四周的挑台和看台上，有点像在体育馆看表演和比赛似的。

我与朋友进到议会大厅时，会议已经开始了，我们的位置正好面对执政党的席位，克雷蒂安访问过中国，我见过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他来了，朋友又一一告诉我哪位是财政部长哪位是国防部长等等，那位女议员也在席位上。这么容易就见到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我是很兴奋的，要知道，在国内见个副区长副局长也难着呢。

旁听席的座位上都有同声翻译耳机，有两个插孔，一个英语的，一个法语的。朋友在仔细地听着议员发言，然后小声地告诉我大致内容。

每位议员的桌子上都有麦克。其实不用麦克也没有问题，发言的议员个个都有备而来底气十足声音洪亮，口腔胸腔都在共鸣着，简直就像歌剧演员一样。也难怪，都是多少场竞选演说身经百讲才被选上来的呀。

说实话，会场上的秩序是相当混乱的，吵吵嚷嚷叽叽喳喳，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两派辩论的场景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党的议员发言时，本党同志都洗耳恭听，然后报以热烈掌声，以示声援。而对面议席则交头接耳嘘声四起，还有人站起来走来走去，好像是要用肢体语言释放干扰波。这可是一个发达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的会议呀。根本不像我们的会议那样庄重严肃团结统一。

会场是混乱的，讨论的议题也是小事。政府要追加预算买4架美国最新式直升飞机武装皇家空军，国防部长讲了必要性，财政部长讲了可行性，副总理也做了总结发言。可反对党则纷纷反对，保守党反对，魁北克党也反对。反对归反对，讲演归讲演，最后表决结果还是买，因为执政党在议会里是多数。

旁听加拿大国会的最初印象可以归纳为：小题大做，多此一举，不成体统。一个大国为了4架直升机国会争论了2个小时，是不是小题大做；明明执政党可以拍板决定的事情还非要说明辩论表决，是不是多此一举；会场上秩序混乱也确实不成体统。

但是，当我回头去细细地回味和思考时，特别是与朋友交流后，发现自己被国内政治生活状态所左右的心理定势导致了对事物的错误印象。

在民主国家，纳税人的每分钱政府都不能随意支配，尤其是追加预算，更不能自作主张，所以说这不是小题大做！最早的议会起源于英国，700多年前英国与法国打仗需要军费，国王通过议会与臣民商量如何征税。封建时代的国王用钱都不能随意，何况现代社会？

议会民主是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形式，反对党议员的背后也是选民，执政党必须做出站得住脚说得出口经得起质疑的决策才行。只有通过说明辩论表决的程序，才能把决策的道理讲清楚，把利弊辩论清楚，才能真正地定量地体现民意。程序是保障民主的必须之举！

至于体统嘛，封建主义专制主义需要体统，作秀的仪式需要体统，而探讨与争论真理本身就是要打破体统的。人民不需要体统。

加拿大人民是很幸运的，他们选择了很好的民主制度。一个连追加4架直升飞机的预算都必须经过严格表决程序的国家，纳税人的钱一定不会被随意挥霍。难怪加拿大老百姓的福利那么好，好极了，好到家了！（我以后会有文章介绍）。

再看看我们这里，只说一件事。从1994年到现在十几年时间，国家的财政收入从五千亿上升到今年的五万亿，达到十倍了。这么多银子花到哪里去了呢？用在公共财政上用在老百姓的身上有多少呢？我们的学费越来越高，我们的医疗费越来越贵，多数劳动者还没有建立起基本的劳动保障，老百姓拥有自己房子的梦想越来越渺茫。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收费公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桑那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公车，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机构！我们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夜夜酒醉的官员！

如果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代表一笔笔审查每笔财政收入的去向，一笔笔小题大做；如果人民有权力把挥霍人民血汗钱的政客拉下马；如果人民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我们完全可以生活得好，越来越好，好得不得了！

美国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http://blog.163.com/chenwan999@126/blog/static/1305594152010112511955737/?blog

博主注解：本文发表于“世界新闻报”(12/24/10)18版(见文章截图)。谢谢午荷编辑在这篇文章基础上，综合参考了我以前发在本博里的其它原创。本文是我发给编辑的原文，删节部分以编辑最终定稿为准。

美国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陈晚(12/20/10)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的调查显示，在21个被调查国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此外，在中国的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

看到这组数据之后，做为一位身在美国的三个孩子母亲，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讶。根据我在出国前对中国教育的了解，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低下，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不用看具体数据，我们就能推测，与中国相比，美国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肯定会高出一筹。毫无疑问，这些差异和美国的教育体制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对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做保证。中国孩子整天忙着应付作业和考试，有多少空余的时间可以做富于想象的创造呢？在中国，分数挂帅，成绩说明一切，谁会在乎什么想象不想象的？在美国学校，尤其是在美国小学，学生课余时间多，课后作业又非常少。只有在如此宽松的条件下，美国的小学生才有可能任意想象，并让稚嫩的思想展翅飞翔。

其次，美国小学里艺术类功课的设置，要比中国丰富得多。算术语文固然重要，但艺术熏陶是培养孩子想象力的重要手段。大家都知道，达芬奇是位著名的意大利画家。他在绘画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让我们忽视了他同时也是一位发明家的事实。达芬奇在1495年设计了一幅降落伞的草图。许多年以后，法国科学家根据这幅草图，终于让达芬奇的幻想变成了事实。由此可见，艺术和想象与创造发明大有关联，没有想象力的艺术家是无法进行创作的。依此推理，让孩子们用艺术的方式，在纸上自由涂抹心中的想象世界，对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肯定大有益处。

同样是绘画涂抹，中美学校的教学也有不同之处。在中国小学，老师通常会拿出绘画样本让全班同学临摹。谁模仿得最逼真，谁的得分就最高。在美国小学，你几乎看不到全班学生都画同一个大熊猫。与此相反，美国老师会鼓励学生自由想象。比如在我家二宝的绘画课上，有一次美国老师就是这样告诉学生的，来，你们都画一个外星人吧。最后这堂绘画课的结果是，美国老师收到了几十个外星人的图片。无所谓标准答案，更谈不上模仿得是否逼真，只要是用心设计外星人的孩子们，最后都得了高分。

除了绘画课，美国小学的音乐教学也非常值得称道。每次参加孩子们的学校音乐会，我都会感慨一番。我们在中国学校时上的音乐课，都学了些什么呀？美国小学生到了三年级，人人都要选修一门乐器。随后，到了初中和高中以后，这门乐器会跟着孩子们一起升学。我相信，选修乐器的中国孩子肯定大有人在。但在中国小学里，高质量的音乐普及教育肯定不如美国。中国孩子在音乐教育方面的总体缺陷，无疑会影响孩子们的想像力。也许你会不解，音乐和想象力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作曲家是根据什么创造出美妙的音乐的？一定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失聪后的贝多芬，他晚期的创作被认为是“超越了以前所有音乐，向人类想象力所能及的最高领域翱翔”。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没有贝多芬的晚期成就。

我还发现，在中美小学的语文教学上，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不同之处。我记得我上小学时，老师经常让我们用田字格本，把什么什么字抄写多少多少遍。在美国，我从来没见到过类似的作业。美国老师当然会提醒学生字迹要工整，但美国孩子们不会用大量的时间机械地抄写生字。我听说一些国内的家长为了给孩子节省时间，主动用左手承担孩子抄写生字的任务。如此看来，大量抄写生字，不妨适可而止。用省下的时间，让孩子做一些有创造性的手工作业，不是更好吗。

记得我在国内上学时，听说过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在我看来，美国学校可谓把这句话发挥到了极致。美国中小学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教学方式---外出远足(field trip)。美国学校外出远足教学的距离有远有近，内容极其丰富多彩。比如我家二宝去年上音乐课时，全年级同学跑到纽约的百老汇观看音乐剧去了。最近二宝的学校又去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艺术馆看画展。我觉得无论是课堂还是外出教学，美国学校对培养孩子们的艺术修养方面非常用心。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中国学校借鉴。

也许你会好奇，为了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除了重视艺术教育，美国学校就没有什么新花样了吗？当然有。与创造最直接的相关教育就是科学研究。美国中小学每年至少会举办一次科学节(Science fair)。对科研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科学节的比赛。这种比赛选题非常随意，没有标准命题，孩子们对什么拿手，对什么感兴趣，就拿什么课题去报名来试试身手。记得我去年参观一个科学节时，看到一位美国孩子的研究课题非常有趣，他研究的是可口可乐瓶子的变迁史。还有孩子研究当地出产的岩石。

孩子是否参加科学节，属于自愿行为，学校并不勉强。说来惭愧，我家的三个孩子，都没参加过科学节。这让我这个搞了多年医学和生物研究的妈妈，感觉非常内疚。我没支持孩子参加科学节的主要阻力是，我可以辅导的生物研究，需要试剂和器皿容器甚至是水浴。如果在家里做这种实验，难度比较大，结果也未必如愿。我这种知难而退的担忧，多多少少会扼杀我家孩子们对生物科学的好奇。我本人深知，父母对孩子们的鼓励，是激发孩子们想象与创造的家庭因素。

我一直认为，美国家长对孩子的鼓励态度，很值得我们中国家长学习。中国家长望子成龙者多，期望值过高的家长，难免不对孩子苛求。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常常要求孩子要服从家长，要听话，要懂事。太服从的孩子，容易亦步亦趋，很难想象这样的孩子会有什么创造力。在这方面，美国家长比我们相对要通融得多，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我老公的美国老板，自己经营诊所多年，早就弄了个金钵爆满。这位美国医生对子女教育主张顺势而为。他明知道自己的诊所需要接班人，但他的两个孩子都没学医。他儿子学的是厨师，他女儿学的是首饰专业。我头一次听说，在美国做首饰还得上大学读个本科文凭才行。这位医生的育儿原则是，让孩子做喜欢的事，他才会做的最好。当他告诉我们，她女儿设计的项链得了大奖时，他的喜悦和自豪溢于言表。的确，如果家长非让酷爱画笔的孩子去拿手术刀，无异于逆天而行，整个一拧巴。

总而言之，注重孩子艺术方面的培养，鼓励孩子自由发挥想象，尊重孩子的个人兴趣，是美国学校和家长培养孩子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表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表

单位：%

来源：央行网站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自今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年内第二次加息，也是自中央宣布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来的首次加息。

恩典之路伴奏

http://bz.5sing.com/698852.html

大接访是对法律的嘲弄和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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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18日9时，广州市流花展览中心，广州四套班子首次齐接访。这是继两年前6月26日，三级行政首长大接访之后，又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体接访。带铺盖通宵排队，跪求，拱手喊青天，上访人的热情和人数较两年前并无二致。据初步统计，本次接访活动全市市、区两级领导共接待来访群众3978人次。

南方都市报报道，接访至下午近两点后，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广宁召集各相关部门开会：件件个案都请市长过目，请局长亲自督办！不要随便说不！踢皮球的人可能面临问责！

看了广州大接访的连续报道，着实被青天大老爷们体惜民情的壮举感动了一回。感动之余，不禁思忖：这么多的冤屈民情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法律干什么去了？青天们把法律晾在一边亲自上阵解决问题，那我们的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用权力来突击处理很多属于法律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到底应当以法律为准绳还是应当以权力为准绳？如果万一官员的裁决满足了民意而违反了法律，他们会负法律的责任吗？从民到官都只相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我们如何可以去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中国的信访制度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一种嘲弄。若有不平事得不到处理，人们纷纷抛弃了法院，而走上了堪称艰辛的上访之路。人们宁可上访三年五年没有任何结果，也不愿意走进法庭打这场官司，这几乎成了一种社会共识。期待青天大老爷开恩明断，比任何严密繁琐均等的法律程序都要简单明了痛快得多。而我们的政府，要么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多的民事问题，要么有这个能力也不好好去处理，这就形成了堆积如山的历史积案。而有如广州市委市政府这般，全市的一把手丢下手中的活儿倾巢出动大接访，体惜民情解决问题，大义凛然地当了一回青天大老爷，感动得人们又是跪求又是拱手喊青天的，真是包丞再世，皇恩浩荡了。现场快刀斩乱麻，解决不了的都得解决，“按照包接访、包调查、包处理、包稳定的要求，一包到底，真正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过后“件件个案都请市长过目，请局长亲自督办！”，“踢皮球的人可能面临问责！”，“信访案，我们接了就要办”，真是铁板钉钉一点都不马虎。但问题是，这么多事情都由官员们包办了，我们还要法律作甚？这个过程还能看见一点法律的影子吗？法律在这么庞大的案例中能起一丁点的作用吗？看来不能。这件事情被媒体大肆炒作和宣扬，保不准被其他很多地方政府跟风和效仿。此风一长，遍地都是青天大老爷断案，我们的法官恐怕都要失业下岗了。庄严的法律被庄严的乌纱所代替，有限的法治被无限的权力所代替，司法制度和法律尊严何在？这难道不是一种亵渎吗？

再看看接访现场被当做正面典型所列举的事例吧。

接访现场二

夫妇跪求书记解决亡儿赔偿

广州市信访局局长当场承诺：我督办，下周三到款

昨天中午12点26分左右，在离张广宁的接访台尚有两米时，王瑞琛夫妇“扑通”一声，双双跪倒。他们是为儿子的赔偿金而来。近4个月前，他们15岁的儿子王伟俊在医院病逝。他是在打了甲流疫苗不久，患上脊髓炎不治身亡。

张广宁曾批示全力抢救

据王瑞琛介绍，去年12月10日，15岁的儿子王伟俊在社区注射甲流疫苗，约3个星期后，双腿渐无知觉。今年1月17日，王瑞琛背儿子进院求医，这一去，王伟俊再没回家。经医院反覆诊断，确认王伟俊患上脊髓炎，病情危重，家人疑由疫苗导致。3月22日，王瑞琛的妻子李爱红打通市长热线求助，时任市长的张广宁当场要求相关部门全力抢救。

医院曾组织专家会诊，并为病人开设绿色通道抢救。但6月29日下午，王伟俊还是停止了呼吸。

为给儿子治病，家庭月收入2000多元的王瑞琛夫妇，已借外债10多万元。据王瑞琛介绍，他们已接受节育手术，没可能再要小孩。

5月7日，经省市医院专家会诊，鉴定结果认为伟俊病情是因接种疫苗后引起的异常反应导致。王瑞琛夫妇就伟俊的去世，曾同卫生部门、街道办就赔偿问题多次协商。8月24日，越秀区卫生局向家属出具补偿的初步方案，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等共赔偿832837.72元，其中政府预支的医疗费41万元需王瑞琛承担。王瑞琛认为预支的医疗费不应由自己承担，卫生部门应一次性赔付87万元。

王瑞琛认为，扣除41万元医疗费，拿到手的赔偿只有30多万。孩子的生命是疫苗夺走的，如果能选择，他不要钱，他要他的儿子活过来。

张广宁听完王瑞琛的讲述后，当即让工作人员叫来了越秀区副区长。据这名副区长介绍，赔偿现已谈妥，越秀区答应按王瑞琛的要求一次性赔偿87万元，政府预支的医疗费由区卫生部门承担。

这个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法律案件。王瑞琛的儿子在政府开的医院因注射疫苗异常反应死亡，理应得到必要的赔偿。但赔偿多少，怎样赔偿，由谁赔偿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应借助法律做出一个明确的公正判决。但这件事始终都没有和法律发生任何关系。在赔偿者和受偿者之间，原本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在这次接访中，这些分歧立即变成了完全满足上访者的要求，并从国库里拿出了这笔钱。一个区的副区长，居然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现场决定这笔赔偿款由区政府即国家财政承担，痛快地做了一次“国家赔偿”。至于赔偿之后是否应当继续追溯疫苗生产厂家的责任，以及追责使用这些疫苗的医院和医生，把人民钱袋子里的钱要回来，却连一句下文都没有。原来青天大老爷们就是如此这般断案的！人民的公帑就这么简单地赔了出去，有人想过这个过程和结果都明显违法吗？有人站出来主张对此行为进行法律追究吗？都没有！

中国遍地都是法院，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政府的职责是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却把大量的资源用来对付上访人潮，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树立法律尊严的必要性，而是频频依附民意，做出这种夸张接访的大动作来，给社会发出扭曲和错误的信号。中国离法治社会有多远？回答是很远很远而且越来越远。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农耕社会，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国民意识和观念的变革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自在情理之中。我们政府的责任就在于大力推进法制建设，健全法制和维护法律的尊严，并向社会大力推广普及法律意识，使国民观念跟上社会改革的步伐。如果连政府都视法律如无物，以自身的行为践踏和亵渎法律，中国如何可以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我们的社会事务经济活动如何可以在法律的框架里运行？

且慢对广州大接访发出赞叹和欢呼声，这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该是深刻检讨一下法律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我们延续多年的上访制度的时候了。

美国的人才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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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才和社会

徐 贲

一个社会中的拔举什么人才，如何拔举人才，是和为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拔举人才分不开的。不同的社会会把不同的个人德行、才能、素质确定为“优秀”的标准，并以此拔举不同的人才。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拔举什么样的人才，而什么样的人才则又会帮助再生什么样的社会。

1813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同意你的看法，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优秀者），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一个好的政府制度，“必须能有效地让优秀者担任治理的职位。……假贵族是政府治理的祸害，应该有制度规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杰弗逊是在就美国的共和政体和民主治理发表他对“人才”的看法。早在1779年，他就提出，民主共和的治理离不开有良好教育的公民，公民在选举中选拔美国的治理者，有什么样素质的公民便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人才。因此，他在维吉尼亚州议会中提出了“更广泛传播知识”的提案，建议通过对所有的儿童进行普及教育，实现消除公民政治不平等的目标。提案内容包括为所有儿童免费提供3年小学教育，以公共奖学金的方式让优秀的贫困学生上中学和大学，成为未来的美国人才。

并非“才德兼备“的政治人才

由公民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治理的是一个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和古典共和或专制制度的选择人才是不同的。这样选举出来的“人才”往往未必都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者”，但是他们是现代民主共和的程序治国（法治）需要的人才。他们不是柏拉图在古典共和理想中提出的那种绝对英明伟大的“圣才”（哲学家国王）。圣才领袖是人治政治的最高人才理想，他德才兼备，高瞻远瞩、无比英明，只有他才具备选拔政府人才的能力和权威，他选拔出来的人才一级一级地选拔其他的人才，以此建立一个以吏为师的社会制度。这种理想型的人才治理模式稍有偏差，便会变质沦落为专制，因此至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在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中，国家治理的人才是自下而上地由那些自己也许并不德才兼备的普通公民挑选出来的。有人嘲笑美国民主太迁就低水准的普通选民，他们的选择标准“太不靠谱”，说变就变，就像这次中期选举中，不过两年的时间，就不再把奥巴马当作实现变革要求的人才。

的确，除了一些基本的习俗道德素质，如诚实、虔诚、宽容、尊重他人，美国人挑选政治代表时并没有太高的“道德”要求。至于“才能”，选民们要求政治人物做到的，无非也就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在有限的任职期间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连经验和资历也都是次要的。这次中期选举中，许多选民因为不满现状，把选票专门投给政治新手，偏偏叫那些有经验有资历的下台，便是眼前的例子。

这样的政治代表选择机制，自然不一定能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人才。其实，美国选民并不想作茧自缚地推举、拥戴一些无比圣明的领导者，再由他们随意把自己强迫改造成另外一种新的“人民”。美国选民只不过是要挑选出一些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暂时服务人员，做得好就继续暂时做下去，做不好就请他下台。

不能代表选民利益的政治人物，再如何德才兼备，都不是选民心目中的“人才”。就选拔政治人才而言，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只是比较安全的制度。选举不一定能够拔举优贤，但至少可以作为多数人参与政事，遏制暴政，预防专制的有效方式。选举虽然可能一时选出无良不才的人物，但那总比受害于永久的独裁政治要可以忍受一些，再说，无论前一次选择有多么失败，下一次总还有纠正过来的可能。民主政治的选才是以自由、公平、公开的竞争为条件的，也是为帮助维护和再生民主生活秩序为目的的。

民主社会的科技人才

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但是，现在美国的许多科技人才却是来自外国，每年引进的人才超过20万人，而美国自己的教育机构只 能满足高科技人才需求的三分之一。信力建在《美国怎样留住人才》中指出，美国能吸引外国的科技人才，是因为有优厚的待遇。在美国，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可以是在发展中国家 的几十倍，他们的收入包括美国公司普遍设有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包括：奖金、利润分成、收益分成等。而且，美国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再加上比较成熟的住房市场，可确保移民美国者生活无忧。这种安定的生活对许多科技移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 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但由于市场完善，人才供求的双方能够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吸引、整合、推进之下，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进行双向选择，实现人才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最佳组合，使各类人才总体朝着自身贡献最大增值的方向流动。

除了待遇，美国安定的生活秩序和公正的社会竞争环境是吸引外国科技人才的主要原因，而提供和保障这种秩序和环境的，则是美国基本的民主法治制度。必须看到，外国科技人才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而未必是它的主要维持者。很多科技人士不过是经济移民，在政治上并不一定认同民主制度，更有出于狭隘文化民族主义，为母国专制和不民主政体当辩护人的。

美国的人才培养，包括科技人才培养，是在美国的民主教育制度中实现的，并不仅仅依靠外来的人才输入。教育是社会的职能，学校是特殊环境。教育本质上是社会的职能，并不是学校固有的职能。在培养人才上，美国学校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提供一种“简易的基本的社会环境”；第二，把社会环境加以理想化，排除掉无价值的因素，以使它成为“改良行为的媒介”；第三，创造一个更全面、更好、更平衡(人人都有机会)的环境，以便青少年不受其狭隘环境的限制。

现实中的美国教育未必能做得很好，但是，学校培养的，被社会认可的人才，都不能脱离这三点去理解。这从美国中小学的公民教育，美国大学的招生标准（特别强调为社会服务的课外活动和领导能力）和人文教育（特别强调自由个体的独立思想和价值判断）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文科人才（法律、新闻、传媒、文化、人文学科）也因此更具有鲜明的美国民主特色。

正如杜威所说，民主主义是一种联合生活的形式。教育是起到的是民主生活”的职能。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里，教育方法、内容、精神彼此不尽相同。对民主社会可以提出两个衡量生活价值的标准：第一，一个群体的利益，使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到什么程度；第二，这团体与其它各团体的相互影响，能否圆满，能否自由。以此标准，专制国家是不好的群体，因为那里很少有公共利益，社会分子之间没有自由的相互影响，有一些人成为主人、特权阶级，而其他人则成为什么都不是的P民。此外，有些党派如果只追求一群人的利益，把其他群体排除在外，就是反社会的。科技的发展不是它本身的目的，科技可以帮助提升民主生活的品质，也可以加强和维护专制制度。贡献于这两种目的的科技“才能”是不同性质的，从18世纪富兰克林以“公共精神”主张开办注重实业知识的“学院”（academy）开始，美国的教育传统就一直没有忽视过这一区别。

成功人士未必都是人才

在美国，勤劳致富是“成功”的标志，美国人以前自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优者胜出”择优机制，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但美国梦对许多美国人并不灵验，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优者胜出”的实效性发生了怀疑。

“优者胜出”或者“胜出者必为优者”，这样看待个人才能与成功关系，便是“优者成功论”（meritocracy）。 在美国，“优者成功”不是一种制度，也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种与“公正”有关的社会理念。许多有识之士对它保持一种虽不蔑视但却怀疑的态度，他们看到现实中许多非优秀者成功的事例，但却并不轻易放弃这个社会公正的理想。200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优者成功的神话》的书，2009年又接着再版，便是这种态度的一个代表。

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最受瞩目的“成功”指标便是“有钱”，有钱的人总是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是因个人优秀才成为事业成功人士的。《优者成功的神话》要戳穿的正是这个纸糊的假象。许多有钱人确实很有“才能”：聪明、能干、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但是，他们的成功，真的全然是因为有才能，所以得到命运的特别奖励吗？有研究发现，聪明、能干（“高智商”）在事业成功中最多只起到10%的作用，而最努力工作、吃苦耐劳的恰恰是那些从事很低酬劳的工作者。如果考虑到“有钱”可以指“收入”和“财富”这两种不同情况，那么拥有财富的“有钱”便更少跟个人的“优秀才能”有直接关系。

在缺乏分配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不具有“优秀才能”的人照样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这是因为这样的制度环境奖励另外一些与优秀无关的，甚至背道而驰的“才能”：拉后台、找关系、内线交易、贿赂权力、偷税漏税、弄虚作假。幸好这些情况在美国并不多见。一个社会里，越是有可能凭借非优秀才能成为成功人士，优秀才能就越有可能被轻视、冷落，无从施展。这样便会形成“社会上升的非优秀障碍”（ 越是坏人越能事业发达）和“阶层固化”（不管多么优秀，穷人就只能是穷人，无论多么平庸，有背景总能亨通发达）。

在美国，关注才能和成功问题，成为一种旨在提升社会正义的价值探索：什么是一个好社会需要的优秀才能？社会应该如何认可优秀才能？如何不堵塞优秀才能的社会上升通道？如何辨认并遏制那些对社会道德有毒化作用的才能？关注人才问题，不是要找到某种成发财致富的“成功配方”，目前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就是这种“成功配方”故事。关注人才问题，是为了看到，有什么样的群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也就有什么样的群体。如果一个群体总是特别奖励一些“才能”(弄虚作假、拍马逢迎、谄媚权力),而冷落另一些才能(诚实无欺、理性思考、独立判断),那么他们就是在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在向世界宣告他们生活的是怎样一个社会。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某国特色的社会,但却未必是一个在国际社会受他人尊敬和羡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