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December 2010

美国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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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注解:本文发表于“世界新闻报”(12/24/10)18版(见文章截图)。谢谢午荷编辑在这篇文章基础上,综合参考了我以前发在本博里的其它原创。本文是我发给编辑的原文,删节部分以编辑最终定稿为准。

美国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陈晚(12/20/10)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的调查显示,在21个被调查国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此外,在中国的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占14.9%。

看到这组数据之后,做为一位身在美国的三个孩子母亲,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讶。根据我在出国前对中国教育的了解,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低下,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不用看具体数据,我们就能推测,与中国相比,美国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肯定会高出一筹。毫无疑问,这些差异和美国的教育体制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对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做保证。中国孩子整天忙着应付作业和考试,有多少空余的时间可以做富于想象的创造呢?在中国,分数挂帅,成绩说明一切,谁会在乎什么想象不想象的?在美国学校,尤其是在美国小学,学生课余时间多,课后作业又非常少。只有在如此宽松的条件下,美国的小学生才有可能任意想象,并让稚嫩的思想展翅飞翔。

其次,美国小学里艺术类功课的设置,要比中国丰富得多。算术语文固然重要,但艺术熏陶是培养孩子想象力的重要手段。大家都知道,达芬奇是位著名的意大利画家。他在绘画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让我们忽视了他同时也是一位发明家的事实。达芬奇在1495年设计了一幅降落伞的草图。许多年以后,法国科学家根据这幅草图,终于让达芬奇的幻想变成了事实。由此可见,艺术和想象与创造发明大有关联,没有想象力的艺术家是无法进行创作的。依此推理,让孩子们用艺术的方式,在纸上自由涂抹心中的想象世界,对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肯定大有益处。

同样是绘画涂抹,中美学校的教学也有不同之处。在中国小学,老师通常会拿出绘画样本让全班同学临摹。谁模仿得最逼真,谁的得分就最高。在美国小学,你几乎看不到全班学生都画同一个大熊猫。与此相反,美国老师会鼓励学生自由想象。比如在我家二宝的绘画课上,有一次美国老师就是这样告诉学生的,来,你们都画一个外星人吧。最后这堂绘画课的结果是,美国老师收到了几十个外星人的图片。无所谓标准答案,更谈不上模仿得是否逼真,只要是用心设计外星人的孩子们,最后都得了高分。

除了绘画课,美国小学的音乐教学也非常值得称道。每次参加孩子们的学校音乐会,我都会感慨一番。我们在中国学校时上的音乐课,都学了些什么呀?美国小学生到了三年级,人人都要选修一门乐器。随后,到了初中和高中以后,这门乐器会跟着孩子们一起升学。我相信,选修乐器的中国孩子肯定大有人在。但在中国小学里,高质量的音乐普及教育肯定不如美国。中国孩子在音乐教育方面的总体缺陷,无疑会影响孩子们的想像力。也许你会不解,音乐和想象力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作曲家是根据什么创造出美妙的音乐的?一定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失聪后的贝多芬,他晚期的创作被认为是“超越了以前所有音乐,向人类想象力所能及的最高领域翱翔”。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没有贝多芬的晚期成就。

我还发现,在中美小学的语文教学上,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不同之处。我记得我上小学时,老师经常让我们用田字格本,把什么什么字抄写多少多少遍。在美国,我从来没见到过类似的作业。美国老师当然会提醒学生字迹要工整,但美国孩子们不会用大量的时间机械地抄写生字。我听说一些国内的家长为了给孩子节省时间,主动用左手承担孩子抄写生字的任务。如此看来,大量抄写生字,不妨适可而止。用省下的时间,让孩子做一些有创造性的手工作业,不是更好吗。

记得我在国内上学时,听说过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在我看来,美国学校可谓把这句话发挥到了极致。美国中小学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教学方式---外出远足(field trip)。美国学校外出远足教学的距离有远有近,内容极其丰富多彩。比如我家二宝去年上音乐课时,全年级同学跑到纽约的百老汇观看音乐剧去了。最近二宝的学校又去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艺术馆看画展。我觉得无论是课堂还是外出教学,美国学校对培养孩子们的艺术修养方面非常用心。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中国学校借鉴。

也许你会好奇,为了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除了重视艺术教育,美国学校就没有什么新花样了吗?当然有。与创造最直接的相关教育就是科学研究。美国中小学每年至少会举办一次科学节(Science fair)。对科研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科学节的比赛。这种比赛选题非常随意,没有标准命题,孩子们对什么拿手,对什么感兴趣,就拿什么课题去报名来试试身手。记得我去年参观一个科学节时,看到一位美国孩子的研究课题非常有趣,他研究的是可口可乐瓶子的变迁史。还有孩子研究当地出产的岩石。

孩子是否参加科学节,属于自愿行为,学校并不勉强。说来惭愧,我家的三个孩子,都没参加过科学节。这让我这个搞了多年医学和生物研究的妈妈,感觉非常内疚。我没支持孩子参加科学节的主要阻力是,我可以辅导的生物研究,需要试剂和器皿容器甚至是水浴。如果在家里做这种实验,难度比较大,结果也未必如愿。我这种知难而退的担忧,多多少少会扼杀我家孩子们对生物科学的好奇。我本人深知,父母对孩子们的鼓励,是激发孩子们想象与创造的家庭因素。

我一直认为,美国家长对孩子的鼓励态度,很值得我们中国家长学习。中国家长望子成龙者多,期望值过高的家长,难免不对孩子苛求。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常常要求孩子要服从家长,要听话,要懂事。太服从的孩子,容易亦步亦趋,很难想象这样的孩子会有什么创造力。在这方面,美国家长比我们相对要通融得多,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我老公的美国老板,自己经营诊所多年,早就弄了个金钵爆满。这位美国医生对子女教育主张顺势而为。他明知道自己的诊所需要接班人,但他的两个孩子都没学医。他儿子学的是厨师,他女儿学的是首饰专业。我头一次听说,在美国做首饰还得上大学读个本科文凭才行。这位医生的育儿原则是,让孩子做喜欢的事,他才会做的最好。当他告诉我们,她女儿设计的项链得了大奖时,他的喜悦和自豪溢于言表。的确,如果家长非让酷爱画笔的孩子去拿手术刀,无异于逆天而行,整个一拧巴。

总而言之,注重孩子艺术方面的培养,鼓励孩子自由发挥想象,尊重孩子的个人兴趣,是美国学校和家长培养孩子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表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表
单位:%
央行再次加息0.25个百分点 应对来年通胀预期
来源:央行网站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自今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年内第二次加息,也是自中央宣布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来的首次加息。

17 November 2010

大接访是对法律的嘲弄和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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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18日9时,广州市流花展览中心,广州四套班子首次齐接访。这是继两年前6月26日,三级行政首长大接访之后,又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体接访。带铺盖通宵排队,跪求,拱手喊青天,上访人的热情和人数较两年前并无二致。据初步统计,本次接访活动全市市、区两级领导共接待来访群众3978人次。
南方都市报报道,接访至下午近两点后,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广宁召集各相关部门开会:件件个案都请市长过目,请局长亲自督办!不要随便说不!踢皮球的人可能面临问责!
看了广州大接访的连续报道,着实被青天大老爷们体惜民情的壮举感动了一回。感动之余,不禁思忖:这么多的冤屈民情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法律干什么去了?青天们把法律晾在一边亲自上阵解决问题,那我们的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用权力来突击处理很多属于法律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到底应当以法律为准绳还是应当以权力为准绳?如果万一官员的裁决满足了民意而违反了法律,他们会负法律的责任吗?从民到官都只相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我们如何可以去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中国的信访制度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一种嘲弄。若有不平事得不到处理,人们纷纷抛弃了法院,而走上了堪称艰辛的上访之路。人们宁可上访三年五年没有任何结果,也不愿意走进法庭打这场官司,这几乎成了一种社会共识。期待青天大老爷开恩明断,比任何严密繁琐均等的法律程序都要简单明了痛快得多。而我们的政府,要么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多的民事问题,要么有这个能力也不好好去处理,这就形成了堆积如山的历史积案。而有如广州市委市政府这般,全市的一把手丢下手中的活儿倾巢出动大接访,体惜民情解决问题,大义凛然地当了一回青天大老爷,感动得人们又是跪求又是拱手喊青天的,真是包丞再世,皇恩浩荡了。现场快刀斩乱麻,解决不了的都得解决,“按照包接访、包调查、包处理、包稳定的要求,一包到底,真正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过后“件件个案都请市长过目,请局长亲自督办!”,“踢皮球的人可能面临问责!”,“信访案,我们接了就要办”,真是铁板钉钉一点都不马虎。但问题是,这么多事情都由官员们包办了,我们还要法律作甚?这个过程还能看见一点法律的影子吗?法律在这么庞大的案例中能起一丁点的作用吗?看来不能。这件事情被媒体大肆炒作和宣扬,保不准被其他很多地方政府跟风和效仿。此风一长,遍地都是青天大老爷断案,我们的法官恐怕都要失业下岗了。庄严的法律被庄严的乌纱所代替,有限的法治被无限的权力所代替,司法制度和法律尊严何在?这难道不是一种亵渎吗?
再看看接访现场被当做正面典型所列举的事例吧。
接访现场二
夫妇跪求书记解决亡儿赔偿
广州市信访局局长当场承诺:我督办,下周三到款
昨天中午12点26分左右,在离张广宁的接访台尚有两米时,王瑞琛夫妇“扑通”一声,双双跪倒。他们是为儿子的赔偿金而来。近4个月前,他们15岁的儿子王伟俊在医院病逝。他是在打了甲流疫苗不久,患上脊髓炎不治身亡。
张广宁曾批示全力抢救
据王瑞琛介绍,去年12月10日,15岁的儿子王伟俊在社区注射甲流疫苗,约3个星期后,双腿渐无知觉。今年1月17日,王瑞琛背儿子进院求医,这一去,王伟俊再没回家。经医院反覆诊断,确认王伟俊患上脊髓炎,病情危重,家人疑由疫苗导致。3月22日,王瑞琛的妻子李爱红打通市长热线求助,时任市长的张广宁当场要求相关部门全力抢救。
医院曾组织专家会诊,并为病人开设绿色通道抢救。但6月29日下午,王伟俊还是停止了呼吸。
为给儿子治病,家庭月收入2000多元的王瑞琛夫妇,已借外债10多万元。据王瑞琛介绍,他们已接受节育手术,没可能再要小孩。
5月7日,经省市医院专家会诊,鉴定结果认为伟俊病情是因接种疫苗后引起的异常反应导致。王瑞琛夫妇就伟俊的去世,曾同卫生部门、街道办就赔偿问题多次协商。8月24日,越秀区卫生局向家属出具补偿的初步方案,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等共赔偿832837.72元,其中政府预支的医疗费41万元需王瑞琛承担。王瑞琛认为预支的医疗费不应由自己承担,卫生部门应一次性赔付87万元。
王瑞琛认为,扣除41万元医疗费,拿到手的赔偿只有30多万。孩子的生命是疫苗夺走的,如果能选择,他不要钱,他要他的儿子活过来。
张广宁听完王瑞琛的讲述后,当即让工作人员叫来了越秀区副区长。据这名副区长介绍,赔偿现已谈妥,越秀区答应按王瑞琛的要求一次性赔偿87万元,政府预支的医疗费由区卫生部门承担。
这个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法律案件。王瑞琛的儿子在政府开的医院因注射疫苗异常反应死亡,理应得到必要的赔偿。但赔偿多少,怎样赔偿,由谁赔偿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应借助法律做出一个明确的公正判决。但这件事始终都没有和法律发生任何关系。在赔偿者和受偿者之间,原本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在这次接访中,这些分歧立即变成了完全满足上访者的要求,并从国库里拿出了这笔钱。一个区的副区长,居然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现场决定这笔赔偿款由区政府即国家财政承担,痛快地做了一次“国家赔偿”。至于赔偿之后是否应当继续追溯疫苗生产厂家的责任,以及追责使用这些疫苗的医院和医生,把人民钱袋子里的钱要回来,却连一句下文都没有。原来青天大老爷们就是如此这般断案的!人民的公帑就这么简单地赔了出去,有人想过这个过程和结果都明显违法吗?有人站出来主张对此行为进行法律追究吗?都没有!
中国遍地都是法院,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政府的职责是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却把大量的资源用来对付上访人潮,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树立法律尊严的必要性,而是频频依附民意,做出这种夸张接访的大动作来,给社会发出扭曲和错误的信号。中国离法治社会有多远?回答是很远很远而且越来越远。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农耕社会,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国民意识和观念的变革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自在情理之中。我们政府的责任就在于大力推进法制建设,健全法制和维护法律的尊严,并向社会大力推广普及法律意识,使国民观念跟上社会改革的步伐。如果连政府都视法律如无物,以自身的行为践踏和亵渎法律,中国如何可以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我们的社会事务经济活动如何可以在法律的框架里运行?
且慢对广州大接访发出赞叹和欢呼声,这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该是深刻检讨一下法律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我们延续多年的上访制度的时候了。

美国的人才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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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才和社会
 

一个社会中的拔举什么人才,如何拔举人才,是和为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拔举人才分不开的。不同的社会会把不同的个人德行、才能、素质确定为“优秀”的标准,并以此拔举不同的人才。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拔举什么样的人才,而什么样的人才则又会帮助再生什么样的社会。
1813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同意你的看法,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优秀者),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一个好的政府制度,“必须能有效地让优秀者担任治理的职位。……假贵族是政府治理的祸害,应该有制度规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杰弗逊是在就美国的共和政体和民主治理发表他对“人才”的看法。早在1779年,他就提出,民主共和的治理离不开有良好教育的公民,公民在选举中选拔美国的治理者,有什么样素质的公民便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人才。因此,他在维吉尼亚州议会中提出了“更广泛传播知识”的提案,建议通过对所有的儿童进行普及教育,实现消除公民政治不平等的目标。提案内容包括为所有儿童免费提供3年小学教育,以公共奖学金的方式让优秀的贫困学生上中学和大学,成为未来的美国人才。

并非“才德兼备“的政治人才
由公民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治理的是一个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和古典共和或专制制度的选择人才是不同的。这样选举出来的“人才”往往未必都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者”,但是他们是现代民主共和的程序治国(法治)需要的人才。他们不是柏拉图在古典共和理想中提出的那种绝对英明伟大的“圣才”(哲学家国王)。圣才领袖是人治政治的最高人才理想,他德才兼备,高瞻远瞩、无比英明,只有他才具备选拔政府人才的能力和权威,他选拔出来的人才一级一级地选拔其他的人才,以此建立一个以吏为师的社会制度。这种理想型的人才治理模式稍有偏差,便会变质沦落为专制,因此至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在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中,国家治理的人才是自下而上地由那些自己也许并不德才兼备的普通公民挑选出来的。有人嘲笑美国民主太迁就低水准的普通选民,他们的选择标准“太不靠谱”,说变就变,就像这次中期选举中,不过两年的时间,就不再把奥巴马当作实现变革要求的人才。
的确,除了一些基本的习俗道德素质,如诚实、虔诚、宽容、尊重他人,美国人挑选政治代表时并没有太高的“道德”要求。至于“才能”,选民们要求政治人物做到的,无非也就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在有限的任职期间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连经验和资历也都是次要的。这次中期选举中,许多选民因为不满现状,把选票专门投给政治新手,偏偏叫那些有经验有资历的下台,便是眼前的例子。
这样的政治代表选择机制,自然不一定能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人才。其实,美国选民并不想作茧自缚地推举、拥戴一些无比圣明的领导者,再由他们随意把自己强迫改造成另外一种新的“人民”。美国选民只不过是要挑选出一些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暂时服务人员,做得好就继续暂时做下去,做不好就请他下台。
不能代表选民利益的政治人物,再如何德才兼备,都不是选民心目中的“人才”。就选拔政治人才而言,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只是比较安全的制度。选举不一定能够拔举优贤,但至少可以作为多数人参与政事,遏制暴政,预防专制的有效方式。选举虽然可能一时选出无良不才的人物,但那总比受害于永久的独裁政治要可以忍受一些,再说,无论前一次选择有多么失败,下一次总还有纠正过来的可能。民主政治的选才是以自由、公平、公开的竞争为条件的,也是为帮助维护和再生民主生活秩序为目的的。

民主社会的科技人才
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但是,现在美国的许多科技人才却是来自外国,每年引进的人才超过20万人,而美国自己的教育机构只 能满足高科技人才需求的三分之一。信力建在《美国怎样留住人才》中指出,美国能吸引外国的科技人才,是因为有优厚的待遇。在美国,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可以是在发展中国家 的几十倍,他们的收入包括美国公司普遍设有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包括:奖金、利润分成、收益分成等。而且,美国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再加上比较成熟的住房市场,可确保移民美国者生活无忧。这种安定的生活对许多科技移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 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但由于市场完善,人才供求的双方能够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吸引、整合、推进之下,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进行双向选择,实现人才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最佳组合,使各类人才总体朝着自身贡献最大增值的方向流动。
除了待遇,美国安定的生活秩序和公正的社会竞争环境是吸引外国科技人才的主要原因,而提供和保障这种秩序和环境的,则是美国基本的民主法治制度。必须看到,外国科技人才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而未必是它的主要维持者。很多科技人士不过是经济移民,在政治上并不一定认同民主制度,更有出于狭隘文化民族主义,为母国专制和不民主政体当辩护人的。
美国的人才培养,包括科技人才培养,是在美国的民主教育制度中实现的,并不仅仅依靠外来的人才输入。教育是社会的职能,学校是特殊环境。教育本质上是社会的职能,并不是学校固有的职能。在培养人才上,美国学校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提供一种“简易的基本的社会环境”;第二,把社会环境加以理想化,排除掉无价值的因素,以使它成为“改良行为的媒介”;第三,创造一个更全面、更好、更平衡(人人都有机会)的环境,以便青少年不受其狭隘环境的限制。
现实中的美国教育未必能做得很好,但是,学校培养的,被社会认可的人才,都不能脱离这三点去理解。这从美国中小学的公民教育,美国大学的招生标准(特别强调为社会服务的课外活动和领导能力)和人文教育(特别强调自由个体的独立思想和价值判断)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文科人才(法律、新闻、传媒、文化、人文学科)也因此更具有鲜明的美国民主特色。
正如杜威所说,民主主义是一种联合生活的形式。教育是起到的是民主生活的职能。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里,教育方法、内容、精神彼此不尽相同。对民主社会可以提出两个衡量生活价值的标准:第一,一个群体的利益,使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到什么程度;第二,这团体与其它各团体的相互影响,能否圆满,能否自由。以此标准,专制国家是不好的群体,因为那里很少有公共利益,社会分子之间没有自由的相互影响,有一些人成为主人、特权阶级,而其他人则成为什么都不是的P民。此外,有些党派如果只追求一群人的利益,把其他群体排除在外,就是反社会的。科技的发展不是它本身的目的,科技可以帮助提升民主生活的品质,也可以加强和维护专制制度。贡献于这两种目的的科技“才能”是不同性质的,从18世纪富兰克林以“公共精神”主张开办注重实业知识的“学院”(academy)开始,美国的教育传统就一直没有忽视过这一区别。

成功人士未必都是人才
在美国,勤劳致富是“成功”的标志,美国人以前自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优者胜出”择优机制,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但美国梦对许多美国人并不灵验,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优者胜出”的实效性发生了怀疑。
“优者胜出”或者“胜出者必为优者”,这样看待个人才能与成功关系,便是“优者成功论”(meritocracy)。 在美国,“优者成功”不是一种制度,也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种与“公正”有关的社会理念。许多有识之士对它保持一种虽不蔑视但却怀疑的态度,他们看到现实中许多非优秀者成功的事例,但却并不轻易放弃这个社会公正的理想。200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优者成功的神话》的书,2009年又接着再版,便是这种态度的一个代表。
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最受瞩目的“成功”指标便是“有钱”,有钱的人总是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是因个人优秀才成为事业成功人士的。《优者成功的神话》要戳穿的正是这个纸糊的假象。许多有钱人确实很有“才能”:聪明、能干、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但是,他们的成功,真的全然是因为有才能,所以得到命运的特别奖励吗?有研究发现,聪明、能干(“高智商”)在事业成功中最多只起到10%的作用,而最努力工作、吃苦耐劳的恰恰是那些从事很低酬劳的工作者。如果考虑到“有钱”可以指“收入”和“财富”这两种不同情况,那么拥有财富的“有钱”便更少跟个人的“优秀才能”有直接关系。
在缺乏分配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不具有“优秀才能”的人照样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这是因为这样的制度环境奖励另外一些与优秀无关的,甚至背道而驰的“才能”:拉后台、找关系、内线交易、贿赂权力、偷税漏税、弄虚作假。幸好这些情况在美国并不多见。一个社会里,越是有可能凭借非优秀才能成为成功人士,优秀才能就越有可能被轻视、冷落,无从施展。这样便会形成“社会上升的非优秀障碍”( 越是坏人越能事业发达)和“阶层固化”(不管多么优秀,穷人就只能是穷人,无论多么平庸,有背景总能亨通发达)。
在美国,关注才能和成功问题,成为一种旨在提升社会正义的价值探索:什么是一个好社会需要的优秀才能?社会应该如何认可优秀才能?如何不堵塞优秀才能的社会上升通道?如何辨认并遏制那些对社会道德有毒化作用的才能?关注人才问题,不是要找到某种成发财致富的“成功配方”,目前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就是这种“成功配方”故事。关注人才问题,是为了看到,有什么样的群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也就有什么样的群体。如果一个群体总是特别奖励一些“才能”(弄虚作假、拍马逢迎、谄媚权力),而冷落另一些才能(诚实无欺、理性思考、独立判断),那么他们就是在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在向世界宣告他们生活的是怎样一个社会。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某国特色的社会,但却未必是一个在国际社会受他人尊敬和羡慕的社会。

02 October 2010

刘少奇如何从延安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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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毛泽东是在延安最后确定了他拥有真正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话,那延安就是刘少奇崛起的真正起点——换言之,是在延安,刘少奇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

长征途中刘少奇分别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很高。到达陕北后,1936年,刘少奇来到天津,于次年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后来赖以发展的班底开始逐步形成,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杨献珍、林枫、刘宁一、赵林、强晓初等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死难。新四军彻底成为毛泽东的掌中之物。1941年1月20日,刘少奇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央华中局(合并后的中原局、东南局)书记,成为毛泽东在南中国的唯一代表人,地位第一次超过了早在六届一中全会之前就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

不过,他的真正崛起还是在1942年回到延安之后。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于当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得到毛泽东的亲切迎接,据组织这次迎接活动的杨尚昆回忆,可谓是倾巢出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列队欢迎这位胜利者归来,这是刘少奇一生最为荣宠的时候,1942年12月31日,专门为他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发表盛赞刘少奇的讲话,毛泽东郑重肯定了刘少奇在华中的工作是“卓越而富有成效的”,他称刘少奇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另有借重。

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 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亦即“毛主席”来历)。

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络。显然,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在党的早期,尽管出现过陈独秀这样的“大家长”、王明这样的共产国际“宠儿”,但他们的权力在组织上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

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飞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第一个“毛主席”的头衔是1931年他在江西瑞金苏区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那时正是他大权旁落的时候,这个“国家主席”有名无实。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紧接着,在4月,轰轰烈烈的整 风 运动全面铺开!整风运动的实质就是彻底清洗王明的旧班底,包括打击一直很有威望的朱德、周恩来,陈毅在二月逆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说出了真相:“整风的时候,谁喊毛主席万岁最厉害?还不是刘少奇?事实证明呢?我那时候和总理一样,都是受气包、都要靠边站,结果,我们是最拥护毛主席的!往往表面上喊的最厉害的,实际最可能就是反面······”这句话后来被说成影射林副主席。陈毅还说:“整风其实就是整人,抢救运动一搞出来,死的比抢救前还多,问题严重到主席最后出来擦屁股,教训有多深刻!”这句话就是著名的反整风论,也是毛泽东后来大为光火的一句,毛泽东后来对陈毅咆哮:“你陈毅说延安整风整错了,你可以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我看,全党不答应!” 整风的矛头直接对准王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配合毛泽东的讲话,做过几次发言,总结了自从1927年以来党 内 斗争的复杂性。指出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忠实代表,并且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是刘少奇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字眼!整风运动没有文革那样猛烈,因为大家还都在一条船上,况且,摆在第一位的是全国的解放,因此,毛刘见好就收,把扩大的战果带到了1944年5.21日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请记住这个重要的会议!在这次全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决议决定在全会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这个主席团来代行一切职权,直至七大召开。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还把“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规定为党员的一项义务。这份报告在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时,常常伴随着一个“最”字,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林彪的专利。如“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素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

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与康生同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主任毛泽东推进整风的左膀右臂。温情脉脉的“修养”,使得“抢救运动”棍棒加身的时候也不觉得那么屈辱和惨烈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几千年“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的现代翻版。在整风中,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彭德怀等人都受到过火批评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而康生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毛泽东亲自出来鞠躬、敬礼、赔不是的时候,人们就把“抢救运动”这页丑恶的历史轻轻地揭过,结果是让康生韬光养晦,在“文革”中再度大显身手。

据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一句话: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通观刘少奇在延安崛起过程,这话的确有理。

16 September 2010

张千帆:为什么改革会越改越糟

我对代表法没有专门的研究,而且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重要。这首先是因为人大本身不重要,虽然宪法上规定是最高国家机关,但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就是不重要,这大家都知道的。即使对人大来讲,代表法也不是最重要的法;和选举法相比,它就不如选举法重要。制约中国人大的问题无非是两个,一个是选举,一个是代表专职化,刚才建勋也说了,不过我想选举还是比专职化更基本。如果现在三千多全国人大代表,还有各省、县、乡的代表加起来一大堆都专职化,都拿国家工资,由纳税人供养,但又不是人民真正选出来的,不对当地人民负责,专职了不做事,我们要这样的“专职代表”做什么?这次大家都觉得代表法的修订退步了,其实许多问题都是老问题,譬如比如人大常委会控制人大、执政党控制整个人大……和这些根本局限相比,这次修订只算得上小小的退步。更何况法怎么说在中国本来就不是很重要,因为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实际落实又是一回事。良法得不到落实,当然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恶法得不到落实,法治落后到反而帮了我们的忙了。当然,中国的规律是良法很难落实,恶法倒往往实施起来尤其得力。不管怎么说,目前的倒退对于我们的现状来说算不是根本性的。

但我仍然感觉它是一个标志,它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不祥的信号。改革三十年,中国变化真快,快得超过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一瞬间就能完成了,但有时候还没意识过来它就已经变了。我感觉,中国改革到了而立之年前后,也就是08-09年的时候,全国大部分人还是认同改革的,似乎改革总是会越改越好。当然,总会有“愤青”、毛左否定改革,我是指但凡有脑子的人、不否定历史的人总还是赞成改革的。但此后也就短短二三年的时间,让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想法,看到改革确实有可能越改越糟糕。近年来的司法改革是如此,代表法的修改再次正式地释放出这么一个信号:改革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已经开始走上了越改越糟的这条路。

为什么如此,我还没完全想好,这里初步总结出几点原因。一是我们已经到这个时候了,问题开始全面爆发,因为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没有跟上,会出现很多社会负面效果,从而对政府产生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群体性事件每年只会越来越多。在这个方面,中央政府会比地方政府感觉更明显,因为他看到是全局。我们看到全国的群体性冲突此起彼伏,但不少地方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出事的地方当然感觉到了危机,但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每次都是个别的。然而,这些事情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它能看到这些事件越来越多,而看不到怎么让它们消失,于是就从内部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意识,觉得自己维持这种统治越来越有挑战。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刚才有提议从法律上保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就好像当时大清立宪第一条就是要保证“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样。但那是那个年代的事,在一个“人民共和国”是行不通的。其实我们国家发生的许多悲剧都是不得不在一个民主的外衣下实行专制造成的。索性像清王朝那样让它专制倒也简单,但我们偏偏要“民主”,于是就造成许多假借民主的名义发动的权力斗争,“文革”就是这么折腾出来的。既然已经承诺了民主共和,再要维持长期执政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一些学者苦口婆心劝说执政党改革,因为这样才有利于长期执政,问题是长期执政对于执政党来说是好的,但这个“党”究竟谁呢?是总书记吗?是总理吗?是各级党政领导吗?他们还有两年就要退,长期执政对他们个人来说究竟有多大好处?执政党确实是有长期利益的,但是和国家一样,“党”也是一个虚构的实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在这个党的名义下行使权力、享受好处的党员干部,而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短期的利益。你说这么打压迟早有一天要崩溃,他早想好了:等崩溃那天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只要现在我在台上能压住就行了,所以这个道理是和他讲不通的。

第二,这种挑战主要是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心理上的,不是来自外部的,不是敢说话的人大代表越来越多,让政府感到威胁什么的,所以现在才要来限制代表活动自由。最近几年的趋势根本不是这样,恰恰是相反,负责任、敢说话的代表越来越少。我们曾经在去年和今年年初和腾讯合作组织人大代表讨论大学招生改革,就过了一年,可能是请的人不同,但是给我的印象确实完全不一样:去年还多少能讲点实质性的东西,今年来的代表讲的话根本都不能听,让我对他们完全失望了。像湖北姚立法这样活跃的独立代表都已经被在上面支持下被地方打下去了,中央不保护这些候选人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的新闻自由,地方更加有恃无恐。下面我还要讲到这种中央和地方最糟糕的联合。恰恰是因为制度化的约束不存在,因为没有一种组织化的力量去抗衡他,所以说上面还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感觉走,直接在代表法这样的立法当中体现自己的恐惧和意图。

第三,现在中央和地方已经非常迅速地形成了一种既得利益同盟。原来我想中国很大,中央还有地方各级层次很多,它们之间的利益不尽一致,这样也许可以利用各方的利益差异实现相互制约、推动良性改革。譬如省一级官员不愿改革选举制度、“革自己的命”,但也许可以推动县、乡选举;中央保证言论和新闻自由,其实是对维护长期执政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让中央及时了解各地情况。但现在看来,他们早已经意识到彼此之间的既得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其实是很小的,具体的实际统治必须通过各级地方政府。要维持地方对中央的忠诚,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放任地方官员去瞎搞、去寻租,故意留着制度上的漏洞让地方政府钻、从中得到好处,否则别人为什么要给你卖命啊?这样一来,中国就沦落到一种最糟糕的中央和地方制度安排。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大国有好处也有坏处。从美国的联邦制我们可以看到,大国成功的治理经验从根本上说有两条:一是要充分保障地方自治和地方多元化,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发挥地方的能动性、自主性、积极性;二是要让中央遏制一些不良的地方倾向,譬如地方歧视、地方保护主义或地方内部的多数人暴政。在这个时候,中央就应该介入,或者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或者是防治地方对外地人或物的歧视。这样,地方的长处都能够自由发挥出来,短处则通过中央干预而被遏制住了。

至少近几年来看,我们中国恰好相反,充分发扬了大国中央集权的弊端,而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扼杀了。中国有些地方领导还是想做事的,也尝试了不少地方创新,但是这些良性的地方自治试验反而被中央左一个文件下来、右一个文件压下来。前几年某些地方试验乡镇长直选,硬是被全国人大以“违反宪法”的名义叫停了。好的尝试被压制住,各种不好的地方措施有没有得到遏制呢?反而没有,我们看到各地违规征地拆迁、草菅人命、贪污腐败、打压记者等等胡作非为,中央则是无能、无力或索性不愿管。其实地方钻的许多空子正是中央设立的制度造成的,譬如户籍限制啊、收容遣送啊、强制拆迁啊、新闻管制啊,不都是中央设置的全国性制度吗?我们知道北京作家谢朝平写了《大迁徙》,反映三门峡水库那么多年遗留下来的移民问题,近几天被陕西警方到北京来抓去了。凭什么抓人呢?就是新闻出版审批制度,就是这么一个糟糕的制度让地方官员维护自己的腐败,还不让外界报道和评论。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事情是挺难办的,你看周边的国家,不论是日本、韩国甚至泰国、印尼,还有台湾地区,都先后转型成功了。我们从清末宪政改革开始失败至今,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不只是一个国家大、转变慢,好像质量大的物体惯性越大一样;也不只是金观涛他们以前讲的“超稳定结构”,我们的中央和地方联盟起来,阻碍改革的力量实在很强大。大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人民来说集体行动更加困难,因为国家太大了,怎么样能够让社会凝聚起来一个力量去抗衡中央和地方的联合,我想是今后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它直接决定了普通老百姓究竟能做什么。

对于这个法,刚才杜老总结得很精辟,就是有些不该删的删了,有些不该加的加进去了,尤其是关于代表的集体活动。我想开这个会的目的无非是集中力量和焦点,争取打掉那些改得真正恶劣的地方。我看大多数规定都是无关痛痒的东西,不用去管,但是制度性退步一定要尽力抵制住。

我再补充一点: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趋势,我不知道这种滑坡到底是一种系统性的,还只是暂时的,也许到十八大换届后一时会有所好转。如果是系统性的,也就是一直是越来越糟下去,那就没有办法了。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一点不奇怪的。大清那时候改革、改革,不改还好,改革之前高级官员还是满汉参半,一改反而是满族占了3/4,成了“亲贵内阁”。我们也许已经到了那个阶段,那样我们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凡是在修改法律的时候,都很可能越改越糟,而不是越改越好,因为这就是现体制运行的逻辑。既然改还不如不改,那就尽量别改。不过我还没有那么绝望和悲观,也许中国改革会是一个波浪型的,我们现在正好赶上了往下的这一波,也许过一个阶段还有往上一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把握改革的时机。在目前这个时候,既然快要换届,领导的心思也不在这个上面,就先别改了,因为只能越改越糟,不妨等以后条件成熟再改。

28 August 2010

Rear of Car Damaged

I have had my car for a year and a month by today. It has never been damaged, for I always drive carefully. Last weekend was my first time to drive for about 400 kilometres. We have been to Awenda Provincial Park with our church friends. On the way back, it rained cats and dogs, but no incidents happened with me.

But today, when we left home for the library, I was reversing my car down our driveway, Daniel told me that there was a bee in the front of our car, flying about the front left window, and asked me to close the window at the moment the bee was a bit outside the window. I hit a car behind me on the road. The rear left corner of my car was quite seriously damaged. The right side of the other car was pushed into a concave. Luckily the black driver was very nice and did not ask me for compensation.


Before the collision

21 May 2010

如何保持谦卑呢?

所以有一位主内的弟兄(邵庆彰─《默想集》)总结了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谦卑的方法,如何保持谦卑呢?首先,当事情成功时,由心底马上归荣耀给主,也归功于人。
第二,当事情失败时,由心地归咎自己,不推诿他人。
第三,某事我不在内,成功与人同喜,绝不吹毛求疵,说风凉话。
第四,某事我不在内,失败与人同忧,不说他们不事先与我商量,罪有应得。
第五,他人意见与我不同,尤其是反对我者,能虚心接受其正确见解。
第六,助人,人不谢恩,会无所谓、一笑置之。
第七,事做错了,大大方方的承认,向人说对不起。
第八,什么事不懂,便说不懂,不装作样样都会。
第九,与人做事,风头让人去出,甘愿作暗中无名的工作。
第十、与人做事,静静地学习,欣赏他人长处,不是急急地要显露自己才干。
第十一、别人责骂,不马上反唇相讥,或含怒待机而发,反而逆来顺受,苦只吐露主前,有机会时行善以感动对方。
第十二、当主用他人不用我时,会像施洗约翰说:“祂必兴旺,我必衰微。”

10 April 2010

澳洲穷大学生4万本金12年赚4500万

http://blog.163.com/jinkaiping@yeah/blog/static/1314352772010391092331/

06 March 2010

動一下小指頭

今天是201034日。偶然看到赫魯雪夫秘密報告(http://www.cccpism.com/tl/hlxf20da.htm)。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我想起當初蘇聯和南斯拉夫 的糾紛被人為地擴大的最初時候的情
況。有一次,我從基輔來到莫 斯科,史達林請我到他那兒去,他把不久前寫給鐵托的信件抄本給我 看並問,“你看過嗎?”沒有等我的回答就又說道,“只要我動一下小 手指,鐵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動一下小手指”,對我們的 代價是非常大的。這種說法表現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他確是這樣 做的。動一下小手指,搞掉了柯秀爾,再動一下小手指,波斯蒂舍 夫、邱巴爾沒有了,再動一下小手指,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和許 多人消滅了。”

史達林說:“只要我動一下小 指頭,鐵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

這使我想起毛澤東對劉少奇說 的話。

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什 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http://www.stnn.cc:82/reveal/200711/t20071123_675858_1.html

看《十字架》

天是201028,在youtube上看了《十字架》 (http://www.chinasoul.org/c-yy.htm), 主要是中國大陸民眾信基督教的情況。

重看《河殤》

今天是201027號。前面一些天至5號,在youtube把《河殤》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AbDU8GNFEA)全部重看了一遍,因為1988年中央電視臺播放時我就很喜歡。
《河殤》撰稿人包括:蘇曉康、王魯湘、謝選 駿、遠志明、張鋼。
昨天,在youtube上搜索“遠志明”,搜索到“遠志明:由哲學家。民運領袖到基督信徒的心路”(http://www.youtube.com/watch?v=BjNMOz8ycRA),和老婆一起把其全部7集的前6集 都看完了,看到了淩晨1點多鐘。第7集搜索不到。看了以後,對遠志明夫妻從談戀愛起就不斷的吵架到最後他們不吵架而且生活過得 很甜美印象深刻。
今天,在youtube上搜索“蘇曉康”,搜索到“Gospel in China 神州福音0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P1RFWZnkX4)稿人是遠志明。

裡面有一首很 好的歌——
“這裡有神的同在”(http://www.youtube.com/watch?v=GwmzMUVsGN0)